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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种风险逐步水落石出的严峻形势下，宏观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转向。经济去杠杆力度减弱，货币政策由年初的“稳健中性，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”转变为“要松紧适度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”。严监管政策也逐步松绑，更加注重政策的力度和节奏。通过对银保监会一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梳理也不难发现，上半年政策出台更为密集，且多为规范银行保险业金融机构违规性质的。而进入三季度以来，政策出台的频率降低，内容多为业务的许可和试点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则建议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内容单列一条：“通过外商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不能解决的，可以选择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，也可以不使用投诉机制直接选择司法救济途径。在依法治国背景下，行政渠道和司法渠道相互配合，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解决各类纠纷。”

1986年，丁石孙问王义遒，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，他回答，没有目标。“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，没有奔头。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，没有凝聚力。”王义遒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，“脑体倒挂”现象严重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冒头，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，北大内校风、学风有些混乱浮躁。

“将军奋勇，三军用命。”面对战胜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，面对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的顽固堡垒，面对高山阻断、大河阻隔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何以敢于吹响打赢脱贫攻坚的号角？何以创造世所罕见的脱贫奇迹？这个答案，在壮阔的实践和伟大的奋斗中愈加清晰、愈加笃定。

在市场上我们是一个追赶的角色，的确是比传统OTA起步晚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整个时间上和供应链有劣势。原因是，首先，传统OTA与游客的相互认知，决定了他们整个供应链供给偏传统，货品比较偏大众化。但我们可以给游客提供很多小众的、新颖奇特的产品，可以切中新一代尤其是90后、00后这批群体对于旅行的认知。而传统OTA想要有这样的转型是比较困难的。

2018年9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》，对于国企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出具体的目标。明确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。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也被看作是降低企业负债率的一大利器。不过，债转股业务曾出现签约多、落地少的问题，原因常常被归咎于资金短缺和期限的不匹配。6月24日，央行宣布定向降准，拟释放7000亿元资金规模。其中，5000亿元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“债转股”项目，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。